本文的重點詞為“美國”和“猶太人”。
二戰之于猶太人無異于種族命運的轉折點。之前，他們集中在歐洲，曾令世人驚嘆的成就很多都在戰爭中灰飛煙滅。之中和之后，他們大量逃亡美國，不僅于1948年宣告以色列國的成立，而且歷史上把自己的成功真正轉化成全球領導力和控制力。為什么可以在一代人的光景中完成驚天大逆轉？又為什么是在美國？
我們崇拜成功人士，而猶太人中不乏成功人士。個人的成功歷程固然值得稱頌，整個族群的發展模式似乎更加具備可借鑒的價值。
到底是什么成就了他們這個族群在美國取得的輝煌？宗教、傳統和歷史好像并沒能幫到他們扭轉自己在歐洲的厄運，因此本文旨在發掘那些易被世人忽視但是起到決定意義的因素。
至于研究猶太人在美國的成功故事到底對在美華人，甚至全體中國人有多少意義，那就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
二、困境與抗爭
猶太人于二戰前后大量涌入美國到底面臨怎樣的困境？歧視。客觀上說，當時猶太人在美國讀書和就業上面臨的困境要超過今天在美的中國人。即便如此，他們在瀕臨絕境時所迸發出的能量足以讓世人瞠目，終所取得的成就也足以讓世人汗顏。不能進哈佛，他們就積蓄能量打造屬于自己的“哈佛”；進華爾街投行律所受到歧視。
比較當時的猶太人和今天的中國人，相同點是都會在殘酷的現實面前妥協，放棄一些過于理想化的想法。不同點則是猶太人愿意更加積極的爭取機會，創造機遇，改變命運，而非循規蹈矩地活著。
1.教育
說到讀書，同樣擁有五千年歷史的猶太人和中國人的價值觀是類似的。可是即便書讀得好，分數考得高，說起來，這倒與今天華人孩子的境遇有幾分相似，美國大學本科現在在招收亞裔包括華裔考生時采取了嚴格的配額制。
那么當時教育領域歧視的原因是什么？一方面，美國很多大學包括常青藤大學很多都是基督教傳教士創立的，上千年的基督教和猶太教的水火不容造成了彼此不信任的溝壑。另外一方面，當時美國社會的精英階層不希望看到勤奮好學的猶太孩子通過學習改變命運，進而撼動社會體系。
同樣面臨歧視性困境，中國人的通常對策是退而求其次，即放棄幻想，腳踏實地的選擇次一級大學。對于那些資源豐富的家庭，甚至愿意為了把孩子送進名校而捐款。無論哪種選擇，都是在被動接受，循規蹈矩。
那么猶太人的對策又是什么呢？與中國人相同的是他們也曾經退而求其次，選擇了能夠接受他們孩子入學的學校，但不同之處在于，他們中那些有遠見的能者們則主動爭取，創造環境，經過幾代人的努力而打造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哈佛”。
說到這，必須要提一所鮮有人知的美國大學－－紐約城市學院（The City College of New York)，現為紐約城市大學(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即CUNY)系統里的旗艦大學，以理工科著稱。
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大量猶太移民逃離歐洲進入美國，而紐約是他們的一站。當紐約附近的多所名校因為宗教原因對猶太學子采取歧視性招生政策時，只有紐約城市學院這所廣招工人階層子女的公立大學對他們敞開了大門。才華橫溢的猶太學子們牢牢抓住這個幾乎的讀書機會，在浩瀚的知識海洋里盡情地汲取營養，以自己優異的成績回饋這所默默無聞的普通高校，把這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公立大學變成“窮人的哈佛”。
傳奇？是的。如果一所美國普通的公立大學能被九位諾貝爾獎得主稱之為母校，稱之為“傳奇”并不為過。這九位科學巨匠都是猶太人，都畢業于二戰前后，而這似乎不是巧合。他們分別是Julius Axelrod（1933），Kenneth Arrow（1940）,Robert J.Aumann（1950）,Herbert Hauptman（1937）,Robert Hofstader（1935）,Jerome Karle（1937）,Arthur Kornberg（1937）,Leon M.Lederman（1943）和Arno Penzias（1954），獲得的諾貝爾獎包括生理學和醫學，物理學，化學以及經濟學。猶太校友還包括英特爾公司聯合創始人和前董事長/CEO Grove（2005年捐給母校2600萬美元），紐約地產大亨Spitzer(2009年捐給母校2500萬美元)，律所Skadden Arps的創始合伙人Flom（曾被譽為美國“世紀律師”），美國高法院大法官Felix Frankfurter,前紐約市長Koch,甚至因為參軍而中斷學業的基辛格博士（后來從哈佛大學獲得學位）。
隨著時代的發展，現在雖然猶太人口仍然不足美國總人口的2%，但是在哈佛、耶魯、賓夕法尼亞大學等一流名校猶太裔教授和學生的比例已經穩定在20%以上。這些輝煌的成績與他們對美國教育制度的深刻理解和對美國社會系統逐漸增強的影響力密不可分，這個影響力指的是他們作為整個族裔在美國不斷提升的綜合實力，包括在學術、科技、政治、金融、經濟、法律、媒體等一系列重要領域。
2.工作
即便少數幸運的猶太學子從美國名校畢業，他們沒有想到面臨的歧視還遠遠沒有結束。
在當時，位于華爾街附近的大型律所和投行是雄心勃勃的畢業生為向往的工作場所，不僅收入豐厚，而且極為體面。可是，錄取標準卻超越了教育背景、個人才能和面試表現。這些公司的創立者和管理者，甚至他們服務的客戶--世界五百強企業的CEO均為當時的精英階層，即WASP（白色的盎格魯撒克遜清教徒），顯然不希望自己的“奶酪”被外人隨意觸碰。他們大多喜歡穿白鞋，因此這一類具有歧視性錄取標準的公司又被稱之為“白鞋公司”。
其實這與當下中國人在美找工作的困境有幾分相似，只不過中國人主要的挑戰來自于身份問題，即公司是否資助工作簽證和綠卡。在這點上，中國在美的學子們要比當年猶太人的處境幸運，因為還有強大的中國作為后盾，即便在美國走投無路，至少還可以回祖國發展。當時猶太人由于退無可退，很多人選擇了在美國創業，即開辦自己的律所，投行，會計師事務所，學校甚至醫院；還有一部分繼續讀書，爭取在學術領域有所建樹。
以開辦律所為例。
當時搶手的生意是為世界五百強企業做些公司法相關的合同，基本上都可以在會議室里解決。而受鄙視的生意則是在法庭上為人辯護，臉紅脖子粗是常態，撕破臉皮也不少見。顯然前者是“白鞋公司”的愛，后者自然而然成了猶太律所的救命稻草，尤其是“公司代理權之爭”。
然而，正所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到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美國很多公司開始熱衷于各種形式的兼并和收購，而庭上經驗極為豐富的猶太律師一夜間成了炙手可熱的公司顧問。傳奇人物層出不窮，包括之前提過的Joseph Flom以及另一個律所Wachtell Lipton的創始合伙人Martin Lipton。也正是這一重大時代轉折使得猶太背景的律所一舉超越“白鞋公司”，奠定了其在律所中的統治地位。
除了律所，猶太人在投資銀行界也創造了屬于自己的世界品牌－－高盛銀行，打破了摩根家族在世界銀行領域多年的壟斷。
三、策略及象征
時光加速到2010年7月31日，而地點也從曼哈頓和布魯克林破敗擁擠的猶太街區轉換到紐約上州哈德遜河谷風光宜人的小城萊茵貝克。花了整整80年，猶太人融入了美國。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和夫人前國務卿希拉里的掌上明珠切爾西在這一天嫁給了猶太裔投資銀行家馬克，并舉辦了一場由拉比主持的盛大猶太婚禮。熟悉美國政壇的人都知道猶太族裔的大力支持對于前總統克林頓夫婦在政壇的平步青云有決定性意義。前紐約州參議員、前國務卿希拉里如果要參選2016年美國總統也需要獲得幾大猶太裔團體的力挺才可能過關。這場猶太婚禮的象征意義似乎早已超越了宗教、歷史和傳統。
到底猶太人采取了什么策略才迅速融入一個曾經把他們排擠在外的美國主流社會？
因為猶太人深深地把握住了美國這個社會的本質以及人的本性，所以他們可以使得自己的思想，忠誠度和傳統符合美國理念，并且在爭取本族裔權益的同時避免狹隘訴求。
需要指出的是這里提到的“符合”不僅僅是被動的“接受”，而是漸進式的主動“塑造”。所謂“避免狹隘訴求”，即將“小我”和“大局”有機地結合在一起，讓涓涓細流匯入茫茫大海。
四、真正的成果
說到此，還是會聽到零星的懷疑之聲－－懷疑猶太人到底有沒有真正融入甚至領導美國的精英階層和主流社會，畢竟還沒有出現過一位猶太裔總統，而且印象里猶太人好像還在市井中掙扎。
接下來，本文將會從三權分立的角度揭示猶太人在美國社會統治階層中取得的成果，并量化他們對于美國的控制。
1.立法
在2013年，行使美國立法權的參眾兩院共有32名猶太裔議員，其中10位參議員，22位眾議員。眾所周知，猶太人人口占美國總人口不到2%，但是代表這個族裔的議員卻在兩院里超過7%。
數字還遠不能說明這些猶太議員的實際影響力。
首先他們中很多人都正在或曾經擔綱參眾兩院重要委員會的主席。比如參議院里的軍事、情報、民主政策和傳播以及規則和行政委員會主席目前都是猶太裔主席；比如眾議院里的能源、商業、貿易和稅收委員會的上屆主席都是猶太裔，而現任民主黨代表大會主席為猶太裔。
那么他們會不會像國會里鮮見的華人議員那樣為了證明自己對美國的忠誠度而在履行對自己選民的承諾時畏首畏尾呢？當然不會。因為擔任多個重要委員會主席，7%的猶太裔議員能夠拉攏大量非猶太裔議員，產生對美國立法系統超乎尋常的控制力，通過控制討論話題和方向進而控制討論結果。即便奧巴馬第二任期間參眾兩院的矛盾再創新高，甚至導致政府關閉數日，但議員們，無論代表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對于猶太人權益以及如何保護以色列國利益并沒有任何異議。
2.行政
美國行政首長，包括總統、副總統和國務卿當選后，甚至參選時，都需要前往總部位于華盛頓的AIPAC（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去表個態。近期拜訪過AIPAC的美國政府高官包括總統奧巴馬，副總統拜登，當時在任國務卿的希拉里以及當時在任總統的小布什。雖然表態的措辭各有不同，但是大體上可以歸納為凡是以色列作出的決策美國都堅決擁護，凡是以色列的指示美國都始終不渝的遵循。
中國人造訪華府時，特別希望與美國地位相當的官員合影留念，為達到目的費盡周折。即便有機會安排會談，也大多形式超過內涵，因為他們并不真正了解誰才是這個國家的Boss，也不知道他們心儀會面的美國高官只要當選，無論代表誰，都需要到AIPAC拜過真正的大佬。
3.司法
談到美國的司法系統，中國人有一個誤解，即美國的法律和法治環境，甚至政治生態，是他們無比智慧的先父締造的，兩百年來一成不變。正所謂前人栽樹，后人乘涼。其實美國政治架構即便如此先進，也仍然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悉心維護才能與時俱進，不然誰也無法保證多少年后不會變成今天的菲律賓。在這個動態平衡中，高法院對法律法案作出的每個詮釋對美國整個社會以及社會中每一個人的影響是難以估量的。
舉個例子：憲法修正案第四條。
于1789年麥迪遜提出并由眾議院通過的《權利法案》包含了美國憲法前十條修正案，旨在保障多項個人自由，并限制政府的一些權力。其中第四條規定禁止政府司法人員在未獲得法院授予的正當搜查令之前搜查和沒收可能成為呈堂證供的證據。遺憾的是，偉大的美國先父們即便想到了故事的開端，卻沒有預料到故事的結局。由于沒有提供執法依據，在現實中無法執行，該法令僅僅作為文字存放了兩百年。這兩百年間美國政府的權力沒有受到應有的限制，而老百姓的基本權益遭受了極大的困擾，期間不乏血淚史。
直到1957年，當美國警察在沒有法庭批準搜查令的前提下因為一樁爆炸案而強行搜查克利夫蘭市一位黑人女性的民宅，發現該女子擁有黃色書籍遂將其定罪。該女子不斷上訴，直到1961年，在美國首席大法官Warren的主持下，近二百年以來美國高法院一次對如何執行憲法修正案第四條給出了權威的詮釋。從此，警察的權力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遏制，而老百姓的私權得到了相應的尊重。
看似遙遠的九位大法官們的一笑一顰，一言一行其實都關乎社會的每個細微環節，更關乎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
2013年美國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中有三位猶太裔，分別是Breyer,Ginsburg和Kagan，剩下六位則信奉羅馬天主教。從數據來看，猶太裔大法官的比例是33%，也遠遠超過了他們在美國總人口中的比例--不到2%。影響力呢？如果算上奧巴馬任命的拉美族裔代表大法官Sotomayor以及猶太大法官特有的左右逢源的政治智慧，他們的影響力遠不止33%所代表的意義。
五、成果的來歷
在確認并量化了猶太人在美國三權分立體系里的控制力和影響力后，有必要進一步分析他們是如何在短時間內完成這一創舉的。
1.美國價值和以色列價值
有人指出正是因為美國和以色列的價值觀趨同，美國才會對以色列長期經濟援助，美國的國策才會有利于以色列。
也許在美的很多猶太人都愿意自己的家人前往以色列度假或者參觀，但卻很少有人愿意放棄美國舒適的生活去中東長期擔驚受怕。即便如此，在美猶太人對于以色列的感情仍然極為深厚，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矢志不渝的為以色列在全世界范圍內爭取權益。也許這就是他們從二戰大屠殺中學到的重要的一課：用心建立并保衛自己的祖國--一個在世界末日時也會毫無條件收留自己且真正屬于自己的地方。
美國價值的基礎是多元民族多種宗教下的平等和自由，而以色列價值的基礎則強調占人口大多數猶太族裔的統治地位。客觀上說，二者并不兼容。但是通過對美國國家政策制訂，尤其是外交政策制訂的引導，通過對媒體宣傳利器的運用，終將“小我”融入了“大局”（具體情形在Mearsheimer和Walt教授2007年出版的頗受爭議的《以色列游說和美國外交政策The Israel Lobby and US Foreign Policy》一書中有詳細闡述）。
目前受到廣泛承認的說法是以色列是美式民主價值在中東地區的燈塔，也是美國國家利益在中東堅定的盟友，因此美國的國家政策制訂需要保障以色列的利益。對于大多數持此觀點的人而言，混淆原因和結論似乎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2.民權運動
發生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末的民權運動不僅給了用鮮血維權的黑人一個遲到了一百年的交代，也奠定了當代美國政治制度的基礎。但是，民權運動背后的意義卻鮮有人關注。
故事要從新澤西州東北部的名城紐瓦克說起。
該城在上世紀五十年代被譽為美國“保險業之都”，北部的櫻花公園每年吸引數十萬游客。在1967年的某一天，這座城市一夜之間成了風起云涌的民權運動前線。店鋪被燒被搶，大量人口被迫遷出。在隨后的三十多年時間里，這里成為了名副其實的罪惡之城。
除了保險業，當時損失慘重的還有金鋪和珠寶行，因此不難猜出流失的人口中有相當比例的猶太人口。于是，在黑哥們身邊常常不知所措的中國人斷言：結下了這個梁子，從此猶太人和黑人在美國豈不勢同水火？
事實卻恰好相反。
當大家還在爭相背誦馬丁路德金不朽的篇章--《我有一個夢想》的時候，有沒有人問過是誰在為金博士出謀劃策，又是誰出錢出力組織各地數十萬黑哥們齊聚華府聆聽這個改變美國歷史的演講？
早在二十世紀初，猶太商人和學者就建立起一個保護有色人種權益的非政府組織。在令人窒息的種族隔離制度下，隨著黑人不斷發出的絕望吼聲，此類由猶太人建立、旨在推進各種族平等權益的組織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在民權運動時期，猶太人和黑人的合作達到了的緊密程度。猶太人不僅僅大量南下，免費為南方黑人在地方法庭甚至到高法院辯護，爭相募款為各地數十萬計的黑人前往華府情愿籌集路費，而且成為了金博士身邊為信任的助手和律師。
難道猶太人一點都不恨那些毀掉他們店鋪的黑人暴徒嗎？一定恨。但是在大局面前，他們作為族群頭腦異常清醒。民權運動就是改變他們命運的時刻！也許在此之前，他們求學求職都會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是如果這場運動取得勝利，一切不公就會從此逆轉。他們深深知道和既得利益階層重新劃分利益絕非易事，需要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抗爭，甚至還需要流血。民權運動的激烈甚至暴力剛好是改變歷史所必須的，也是他們身上所欠缺的。于是他們抓住了這個歷史賜予的機遇，推波助瀾，和黑兄弟肩并肩重寫了美國理念。他們爭取的不僅僅是狹隘的本族群利益，而是全體少數族裔的利益，包括黑人、拉美族裔和亞裔。
那該如何看待猶太人和黑人的同盟關系？《論語》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毛主席說：建立統一戰線。猶太人和黑人的合作就是求同存異，建立廣泛同盟，摒棄狹隘訴求，爭取共同利益。
時至今日，猶太人普遍受到較好教育，收入較高，于是很多人猜測他們中支持共和黨的應占多數，可以幫助他們少交點稅。其實數據顯示剛好相反。高達77%的猶太選民在2008年選舉時投了民主黨候選人奧巴馬的票；即便在一任期表現差強人意，在2012年奧巴馬還是獲得了70%的猶太選民的票。這并非偶然，因為在猶太人的心中，有很多議題都比減稅更重要，比如尊嚴，比如平等。
3.福音教派，新聞媒體及政策智庫
福音教派代表了美國中西部和南部極為保守且傳統的基督徒，是共和黨的堅定支持者。表面上看，他們與主要聚集在紐約州、加州等地推崇自由的猶太人理念不同，很難合作。但是，猶太人中的極端保守派利用對圣經的解讀與福音教派結為同盟，進一步擴張了猶太人在美國的統一戰線。
美國的媒體，諸如《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以辛辣的政治評論著稱。但是在如此推崇言論自由的美國，卻鮮見批評或嘲弄以色列或者在美猶太人的文章于報端。究其原因，大概與這些主要媒體的主編和執筆多為猶太族裔不無關系。前些日子美國ABC電視臺“殺光中國人”的言論引發美國二十多個城市的華人和平示威，卻也有不少華人覺得這不過是童言無忌甚至認為華人根本缺乏幽默感。如此看來，猶太人也沒有幽默感；如果矛頭指向他們，估計該電視臺總裁不僅要引咎辭職，而且可能被扣上“反猶主義”的帽子。如果換作黑人，估計美國二十多個城市會出現更為激烈的民權運動。而如果換作拉美裔，估計美國參眾兩院的大佬會出來譴責媒體，畢竟誰都想借此爭取票倉。
政策智庫在美國國家政策制訂的過程中往往能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以美國名聲響的布魯金斯學會為例。曾幾何時該學會的中東事務研究所出版的研究報告盡可能站在中立立場剖析巴以沖突。然而隨著一位美國猶太裔富商捐款冠名該研究所，從此看問題的角度很難再保持中立。
六、結論
猶太人在美國短時間內不僅融入主流社會，而且還借此在全球范圍內表現出領導力和統治力。這對中國人有什么啟示呢？
雖然答案見仁見智，但是本文愿為深入研究提供一個新的視角。
首先，猶太人在完成這個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時，體現出對美國政治生態和人性的深刻理解。很多中國人對美國的政治理解還停留在大蕭條前--很多政客的華府辦公室里都有保險柜，利益集團游說通常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而資本市場里則是大欺小，強欺弱，內幕交易泛濫，坑蒙拐騙叢生。而知識分子對美國的政治理解則局限于大蕭條后到民權運動中--政治領域涌現出一批敢于為民請命的總統，比如羅斯福，艾森豪威爾和肯尼迪；政治生態趨向于民主黨主導，共和黨輔助；羅斯福新政穩定了金融市場，保護中小股民和普通百姓的基本權益。其實，上世紀七十年代到現在的美國政治局面是由一位中國人不太熟悉的總統林登約翰遜奠定的--兩黨交替執政，政治獻金不斷創造新高；財富兩極分化，中產階級被逐漸挖空。當下的政治局面本身就為游說團體創造了天賜良機，因此猶太團體能夠在美國三權分立體系里實現控制力和影響力也就順理成章。美國選舉政治獻金制度的發展和對美國社會方方面面的影響在哈佛教授Lessig的《Republic,Lost》一書中有詳細敘述。
其次，增強影響力是一個長期的系統工程，金錢是重要的基礎。僅僅依靠游說本身并不能對美國國家政策制訂構成根本性影響，還需要建立一個長期規劃，并從政策制訂涉及的各個環節入手進行分析。按照Lessig教授的書中描述，平均每位參眾議員的年薪為十六萬美元，能勉強負擔他們的高端生活方式。不過六年后，很多人都無法連任，而且身為職業政客，也很難另謀出路。此時資金雄厚的游說公司或者政治咨詢公司拋出橄欖枝，成為了他們再就業的首選，也成為了他們游說自己老同事的平臺。當這個循環形成規模，對美國立法機構的影響力自然不可估量。
第三，猶太人對大勢判斷的很準，會伺機而動。前文提過猶太律師早年紛紛成立公司，做一些“白鞋公司”不恥的生意，諸如“公司代理權之爭”。直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隨著美國大量公司開始兼并和收購，這些擁有豐富經驗的猶太律師終于熬出了頭，一舉超越“白鞋公司”。除了集體耐心等待機會，判斷形勢再作行動之外，他們還會通過影響力使形勢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發展。紐約哈勒姆地區也是民權運動的中心，因此人口流失嚴重，地價也跌得很慘。大約十五年前，多位猶太地產大亨悄然進入該市場，買下大樓，鎖起來不對外租賃。過了些年，克林頓總統卸任，把克林頓基金會的全球總部開在了哈勒姆的中心；又過了不久，凌志的紐約旗艦店也開到了里面；接下來更多的公司開進了哈勒姆，甚至坐落在該區邊緣的哥倫比亞大學也向哈勒姆的中心區進一步擴建。這個地區的房價自然而然開始飆升，隨著曼哈頓其它地方房屋價格開始上漲，這里的房價進一步飛漲。當年投資的那些猶太地產商輕松賺到盆滿缽滿。
值得指出的是，這個世界上對研究猶太人成功歷程為熱衷的似乎只有中國人，畢竟對于美國人民而言，猶太人早就成了他們的一部分，猶太人的思想和其他美國人的價值取向也早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也許這就是歷盡磨難的猶太人在二戰大屠殺中學會的重要的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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